孙权于公元200年以十八岁之龄临危受命，接手父兄留下的江东六郡。彼时江东内外交困：外部强敌环伺，内部李术叛乱、宗室孙暠夺权、山越频繁，士民人心浮动。面对危局，孙权展现非凡的政治聪明。他重用张昭定内政，倚仗周瑜掌军事，以雷霆手段剿灭李术并收编三万部众；同时剿抚并施平定山越叛乱，将六千降卒编入军队，既消弭边患又扩充军力。在人才策略上，他打破地域隔阂，广纳北士与江东豪族，诸葛瑾、鲁肃、陆逊等贤才尽入麾下，构建起稳固的统治核心。至建安十三年（208年），孙权通过三次江夏战役击溃黄祖，完全控制长江中游防线，为赤壁决战奠定战略基础。

外交谋略与军事制衡

孙权的外交艺术在赤壁之战中达到巅峰。面对曹操二十万大军压境，他力排张昭等主和派众议，采纳鲁肃、周瑜的战略分析，毅然与刘备结盟。在战役部署中，他授权周瑜、程普分任都督统率三万精兵，以黄盖诈降火攻之策焚毁曹军连环船，创新了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例。此役不仅保全江东，更重构天下格局，三国鼎立之势由此形成。

战后孙权的外交手腕更显老练。他灵活运用“联蜀抗曹”与“联魏制蜀”的双轨策略：建安二十四年（219年），趁关羽北伐襄樊之机，遣吕蒙白衣渡江夺取荆州，消除上游威胁；黄初二年（221年）向曹魏称臣受封吴王，换取战略缓冲；次年夷陵之战中，启用陆逊为帅，以火攻再破刘备大军。这种动态平衡外交使弱小的东吴在两大强国夹缝中赢得生存空间。

称帝建制与江南开发

公元229年孙权于武昌称帝，国号“吴”，标志着江东政权正式跻身鼎立格局。他在治国操作中推行屯田制，设典农校尉督垦荒田，使江南耕地面积倍增；兴修水利工程，疏浚破岗渎运河联通吴会；进步造船技术，派卫温浮海至夷州（今台湾），拓展海洋疆域。经济政策上，他允许山越“强者为兵，羸者补户”，将山区土著纳入编户，既增加劳动力又促进民族融合。

文化领域，孙权打破“江东无士”的偏见，设立国学培养本土人才。他启用顾雍为丞相、陆逊为上大将军，推动吴郡四姓（顾、陆、朱、张）深度参与政权，实现了江北勋贵与江东士族的政治合流。这种“江东化”政策被田余庆视为孙吴立国的根基，也为六朝江南开发埋下伏笔。

晚年困局与历史镜鉴

晚年的孙权陷入权力传承的漩涡。赤乌五年（242年）立三子孙和为太子，又宠幸四子孙霸，引发“二宫之争”。朝臣分裂为拥嫡派（陆逊、诸葛恪）与拥鲁王派（全琮、步骘），党争导致大批能臣被贬黜。至赤乌十三年（250年），孙权幽禁孙和、赐死孙霸，改立幼子孙亮，并召外戚诸葛恪辅政。这一系列决策严重损耗统治根基，史家陈寿批评其“性多嫌忌，果于杀戮”，埋下东吴衰亡伏笔。

对于孙权的矛盾性，复旦大学徐英瑾指出：其早年开拓灵魂与晚年保守心态的撕裂，本质是“割据自保”与“天下一统”两种战略目标的冲突。当他觉悟到北上无望后，转向强化内控，却因手段失当导致政权江东化的成果几近倾覆。

历史定位与现实回响

孙权以守成开拓者的双重身份改写江南命运。他开创的江海防御体系、开发的南方经济格局、构建的士族合作模式，为后世“六朝金粉”奠定基石。然其晚年困局亦警示后人：继承制度缺陷与权力制衡失衡，足以瓦解最稳固的统治基础。

未来研究可深入探讨：孙权政权“江东化”进程中的制度创新怎样影响南朝门阀政治；孙吴海洋经略与六朝海上丝路的内在关联；或从政治心理学角度分析老年君主决策异化现象。正如张作耀小编认为‘孙权传’里面所强调，这位被演义弱化的帝王，实为领会三国政治生态与江南文明跃升的关键锁钥。